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湖北武昌第一小学举行开幕式。图为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旧址外景。 本报记者 张梓健 摄

　　江城武汉，红色热土，因水而生，因史而名。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常设展览中，一张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的合影常常引人驻足。照片里，瞿秋白身着中山装，杨之华身穿旗袍，两人神情温和地站在一起，背景是几幅宣传画。引人注意的是，照片两侧分别留有手书：右上方是“青天白日中山装，赤色大会已是五次！”左下方是“最可纪念的一日，一九二七，四，二八，武昌第一小学”。

　　这些珍贵的画面和文字，共同记录了紧急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百年来，纪检监察机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初心使命一脉相承、历久弥坚。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守政治机关定位，为服务保障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

　　百年征程，使命如一——

　　“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

　　广州越秀，文明路194—200号，一座4幢相连的米黄色3层骑楼建筑历经沧桑、迎风矗立。

　　1925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构——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在这里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监督机制的最初尝试。中共广东区监委为中共广东区委下设机构，由林伟民任书记，杨匏安、杨殷、梁桂华等为监委委员。

　　当时，党员人数在大革命浪潮中迅猛增长，国共合作后统一战线内部分化加剧，加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给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在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广州，中共广东区委面临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中共广东区监委成立后，严肃处理了一批违纪分子，严明了党的纪律，纯洁了党的队伍。

　　“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广东区监委有效发挥了作用，包括查处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谭华泽。他是林伟民昔日的老朋友、老上级，后来蜕化变质，公然营私舞弊、接受贿赂、纵容走私，最终受到严肃处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党总支书记李岚介绍，中共广东区监委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做了开创性探索，加上当时共产国际带来的苏联共产党设立监察机关的经验，在客观上为中央成立纪律检查监督机构提供了借鉴。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据统计，党员人数从四大时的994人猛增到五大时的57967人。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那些投机分子和一些意志薄弱、信仰动摇的不坚定分子，纷纷登报退党，甚至公然叛变投敌、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成立维护党的纪律的专门机构，已经成为党的建设发展的紧迫任务。

　　1927年5月9日，党的五大的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7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共10人组成，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五大结束22天后，中央政治局受党的五大的委托，制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专列“监察委员会”一章，明确指出“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并且明确规定：“凡开除党员须经隶属之支部大会及省监察委员会决议及得省委员会之批准方能生效”。

　　“为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党的权威、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必须有相应的机构专司监督之责。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开启了我们党监督执纪的新阶段。”武汉革命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万玲表示，五大党章专列监察委员会并明确其首要职能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觉，更是在生死存亡关头的一场关键的自我革命。

　　党的五大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项决定要求：凡是涉及开除党员的问题，要由组织部门通知监察委员会共同来作决定。这表明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履行其工作职责。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党在自我革命的伟大历程中创建与发展了纪检监察机构，并始终把纪检监察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点工作常抓不懈。

　　敢于担当，维护铁律——

　　“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

　　党的五大召开之时，革命形势已相当严峻。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即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革命先驱李大钊从容淡定地在敌人镜头前留下最后一张照片后，登上绞刑台慷慨赴义。那一年，他38岁。

　　越是形势严峻，越要纪律严明。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本党最近一年半以来，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革命之深入，在本党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务”，党在迅速发展情况下如果没有完备巩固的组织，则“隐藏着很大的危险”。

　　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党的五大第一次提出“政治纪律”概念，明确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作为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政治纪律，由此成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始终常抓不懈。

　　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五大党章明确“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详细规定对党员个人进行处分的种类，首次在党章中规定对党组织的处分种类，并明确审查党员和党组织违纪行为的程序。五大党章对纪律的新规定，使党的纪律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体现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需要和对党员的严格要求。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其中包括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的问责。从1927年5月到7月，先后严肃处分了包惠僧、萧人鹄、陈九鼎等党员干部，并审慎稳妥处理王基永等的问题。

　　1927年下半年，湖北、满洲、四川、山东等省相继成立监察委员会。在满洲，中共满洲省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和满洲省委一起狠抓“改造并发展党组织”工作，对各地党组织进行清理和整顿；在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会议成立监察委员会，着力加强监督、严肃党纪……各监察委员会在白色恐怖形势下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党纪，严肃惩处违纪党员，为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内监督作出了贡献。

　　“中共五大设立监察委员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史上的开创性探索。通过这一制度创举，党一方面在组织上清洗了投机分子，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树立了忠诚标杆，从而在白色恐怖中守住了队伍的纯洁性与战斗力。”万玲介绍，此后，尽管在名称、职能等方面有过变化，纪检监察机关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全过程，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绝对忠诚，全面过硬——

　　“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杨匏安曾写下这首《示狱友》，鼓励难友们坚守气节。1931年8月，年仅35岁的他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上海龙华，是党的纪检监察战线革命先驱英勇就义地之一。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就有副主席杨匏安、委员张佐臣、委员许白昊及候补委员杨培森等4人牺牲于此。此外，主席王荷波、委员蔡以忱、候补委员萧石月和阮啸仙也在数年内英勇牺牲。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10名成员无一人背叛革命，8人先后牺牲，1人失踪，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无限忠诚。

　　忠诚始终是纪检监察干部不变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检监察队伍要“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从革命年代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坚贞不屈，到新时期“身患肺癌仍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王瑛，再到新时代被贫困户称赞为“比自己孩子还要亲”的李夏……一代代纪检监察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仰，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对党绝对忠诚是刻印在纪检监察机关骨子里的基因血脉。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始终传承“因党而生”的基因，高举“为党而战”的旗帜，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为党和国家事业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不同历史时期，纪检监察工作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有力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清除党内的叛徒和贪污腐化分子，捍卫党组织、根据地政权和红色军队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有力保障了革命斗争最终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迅速扫清执政环境下党内滋生的腐败习气和骄横作风，为党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破除阻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促进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党的建设，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强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纪检监察机关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开展正风肃纪反腐，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不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李大钊曾说：“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新征程上，纪检监察机关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不断书写纪检监察事业新篇章。（记者 薛鹏 张梓健 自湖北武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