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第4版

　　海风里还带着几分料峭的寒意。我们沿着海景大道慢慢走着，脚下的路面被夕阳抹上一层暖橘色，并不滚烫，反倒像一块温润的玉。我陪着二爹，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斜斜地落在身后的路面上，而前方，是那片铺展到天际的、燃烧般的金红色海面——太阳正缓缓沉入海平面。

　　“那时候，局里想让我给老周在项目审批时开个绿灯。”二爹的声音混在海浪声里，听起来格外沉静。他没有停下脚步，只是侧过头，目光望向远处归航的渔船，仿佛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往事。“老周说，上面的关系都疏通好了，只需要我在审批表上签个字、盖个章，这事就能成，以后大家都有好处。”

　　此时，一阵海风吹过，我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看见了眼前的二爹：他转业的第一站是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凭着扎实肯干，后来才调到市政园林管理部门，从最普通的办事员做起，一步步干到负责审批工作的科室负责人。在那个充满诱惑的审批科长办公室里，二爹独自站立，像一座孤岛。面对人情与利益的双重压力，他摸着办公桌上的国旗，想起转业时对着军旗宣的誓，最终在审批表上写下“不予通过”。没过几年，那位老局长因为牵涉腐败进了“铁窗”，在里面身体一直不好。而二爹始终安稳地拿着自己的工资，干干净净地从岗位上退下来。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在我们走到海滩时，望着大海，淡淡地说了一句：“一辈子的饭，不能一口吃了。”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我心湖，激起千层浪。它比任何廉政读本都更有分量，像一剂精准的定影液，在我职业生涯的底片上，定格了对底线的敬畏。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那是现代版的“海鸥”。思绪不由得飘回二十多年前，二爹家那间充满药水味的筒子楼。那时，他刚转业回地方，海鸥120相机是他用转业金买的，也是他观察一座城市的眼睛。每到暑假，我跟着二爹在街头巷尾“扫街”，看他把镜头对准新栽的行道树，对准古城墙。最难忘的是暗房里的红灯，像一颗熟透的樱桃悬在头顶。“要像哄孩子睡觉那样晃动手腕。”他捏着竹夹子，教我把相纸浸入显影液。那台海鸥，那间暗房，那盏红灯，也是我一切故事的起点。

　　“你这性子，倒真随我。”二爹忽然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老相机的光圈，收束成一道锐利又温柔的光。高中毕业后，我用攒了半年的早餐钱买下第一部能装彩色胶卷的卡片机，大学时，因为一张抓拍的军训照片，我成了校报编辑。毕业那会儿，我攥着那摞印着“本报讯”的剪报，忐忑地走进区委宣传部应聘。二爹把他的旧公文包塞给我，那里面装着的不仅是笔和本，更是他转业时那股“不会就学”的钻劲。他常说：“笔杆子和相机，都是吃饭的家什，要擦得锃亮。”

　　在区委大院的三年，我曾在防汛一线按下快门，留住干部群众合力堵管涌的惊心一刻；也曾在千亩蔬菜基地穿行，采撷菜农丰收时节的喜悦光影。我在宣传战线一干就是几十年。这期间，有机会可以调到更安逸的岗位。可每当拿起笔，我就想起暗房里那盏红灯；每当举起相机，我就听见二爹说“好照片要会说话”。就像二爹当年拒绝老周时一样，我明白，有些选择看似舍弃了利益，其实是守住了自己的心。后来，我调入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多年来，案头的稿纸和镜头盖依然没离手……

　　我们走到一处路边长椅坐下歇脚。二爹望着海天一色处正在沉没的夕阳，忽然说起转业初学摄影的笨拙：“我也靠一本《摄影入门》，才慢慢摸到门道的。”

　　我忽然彻底懂了。他教我摄影、鼓励我写作，不是为了培养一个爱好，而是为了训练我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看见生活褶皱里的光；他教我守正、教我做人，不单是为了树立什么规矩，更是要让我明白，有些底线比所谓的“前途”更值得坚守。

　　天色渐暗，华灯初上，我们的影子在路灯下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像是一张反复冲洗、不断显影的人生合影。在这条名为“人生”的海景大道上，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引路人，用爱与原则，为我定格了最清白、最滚烫的底片。

　　（作者：唐强 单位：湖北省宜昌市纪委监委）